亚投行要取得信用必需“去中国化”?金破群这么答复

2018-01-17 06:38

原题目:《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让亚投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机构是中国最大的胜利

本报记者 和佳 北京报道

1月16日,亚洲基本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迎来开业两周年的日子。

从亚投行开端筹建的那天起,世界的眼光就未曾分开过这个新兴国际多边机构的掌门人——金立群。他是媒体眼中最具“国际范;的中国官员,历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第一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义务公司监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要职。丰盛的国际引导和治理教训,使他成为首任行长的不二人选,也是外界对亚投行信念的主要起源之一。

金立群

从游说各国加入到章程会谈,金立群的身影始终活泼在国际舞台,人们对他提出的“精简、廉洁、绿色;的中心价值理念,以及“对腐败零容忍;的宣言始终印象深入。两年里,亚投行高效地实现了建章立制和组织架构搭建,并短时间内获得了穆迪、惠誉和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现在,这个年青的机构已扬帆起航、羽翼渐丰,成为国际多边开发体制中不容忽视的力气。

行将开始第三年的经营,亚投即将有怎样的前行门路?如何将其打造为21世纪进步治理理念的新型国际多边机构?2017年12月27日,在亚投行开业两周年前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北京亚投行总部对金立群进行了独家专访。

“不论谁来,都得按规则办;

《21世纪》:亚投行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拿到穆迪、惠誉和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的?这很不简单。

金立群:拿下3A信用评级异常不轻易,从资本金出资、股东支持到治理结构、管理层的才能、招聘人员的标准、规章制度建设等所有方面,评级公司都要考核,才干保障对这个机构有信心。评级公司不仅到银行内部和高管谈,还和董事谈判。

3A信誉评级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是这个国际机构能不能无比稳固地保持它的良好财务状态,是否存在内在财务牢固性。20%的实缴资本金阐明以中国为首的各成员对银行鼎力支持。实缴资本金高是一方面,要害还取决于银行的运作。

我们这个机构真恰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运作的,发达国家都对我们非常肯定。能拿下3A信用评级是对银行的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综合考察的成果。3A评级与博士学位不同,博士学位拿到了就是毕生的,但评级不是,如果银行经营不好,3A评级任何时候都可以下调,因而,我们需要不懈地尽力。

《21世纪》:如何保证银行按高标准运作?亚投行有哪些翻新的做法?

金立群:我们设立了一个局叫CEI (compliance,effectiveness and integrity),专门负责投资名目的政策合规、项目效益与反腐烂事务的部门,这是一个绝对独立、对我们项目效益以及合规性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的部门。对CEI来说,合规性重要是指环保、移民搬迁等有没有违背规矩。这个部门的特别性体现在,它是直接向董事会讲演的。

设立CEI我们是借鉴了其他机构的经验,比如世界银行有一个独立的调查组,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就去调查。不同的是,我们这个部门更多的是重视当时防范,比如在项目执行之前如果发明问题,它可以经由行长批准后直接去摸情形,而不是等问题出现才去调查。

另外,银行划定从两个方面避免腐败。一个是项目招标洽购过程中不能有腐败行动,这是我们亲密关注的项目层面。另一个是公司内部在采购(包括必要的装备和征询服务等)、人员招聘上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21世纪》:你在不同场所都强调过“对腐败零容忍;。为什么如斯强调反腐?

金立群:亚投行作为一个由中国主导、中国人担负行长的国际多边机构,坚持廉明意思更加重大。假如中国一个行长在这里面有了腐朽,那将是怎么的影响?这是会摇动对这个机构的基本信心的,所以我重复强调。

多年来,我在很多单位、很多部门工作过,也做过一些考察研究,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看看别的机构涌现一些什么问题,来更多地防备,将所有问题抹杀在萌芽状况,把大大小小有破绽的处所都堵逝世。我认为,反腐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定要有一套程序,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

在管理层的决策机制方面,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执行委员会讨论来决定,我是委员会主持人。会议按照共鸣原则探讨决策,如果发现问题,我可以干涉。项目投资决策也一样,我主持投委会,如果首席风险官说风险太大,这个项目不能做,那就不做。不会产生别人都反对,我一个人说必须做的情况,从来没这样的事。

这条不是为我一个人定的,而是无论谁来,都得按这个规矩办。我对本人有请求,在我的管理下没有人卷入腐败,但是如果我走了,我总要走的,接替我的人能不能坚持操守?所以制度是第一。

《21世纪》:亚投行在人才招聘时最重视什么?

金立群:我们是全球公然招聘,依据能力、操守、业绩、业界的口碑、对银行的虔诚度等来提拔人才。我们要求“品学兼优,以德为先;,如果这个人历史上在道德操守方面有任何瑕疵,是不能要的。

目前我们正式员工有131 人,来自36 个国家,中国人占24%。亚投行总部在中国,中国人多一点是很畸形的。但我们要充足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男女性别的平衡。目前女性在专业人员的比例是32%,高层低一点,我们会尽量晋升女性的比例,尤其是局级女性管理人员。另一个是尽量给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代表性少的国家机会,等同条件下,恰当向它们倾斜。

“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

《21世纪》:亚投行是否打算在海外设破分支机构?

金立群:我们不会盲目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一切以业务需要为准。将来如果有,无非是两个考虑:一个是在个别发达国家有些点,便利开展政策对话,也有利于我们进入资本市场;另一个是在主要借款国家有一些点,便于和他们谈项目计划。但我们相对不设立宏大机构,决议依然集中在亚投行总部。如何加强与借款国之间的对话,懂得它们的诉求,我还在考虑其他的方法,不一定按老套路来走。

亚投行是一个回升发展的机构,职员、岗位一直增添,新机构必定要斟酌策略性问题。现有多边机构承当了良多不断增长的任务,什么都要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亚投行来说,只有是合乎银行宗旨和目的的,好比“一带一路;、气象变更公约,我们都会积极去推进,但除此以外的事件不能随意接收。

我们不会承担额定的、非主流的义务,所以管理构造和管理模式与现有国际多边机构不一样,不能简略和现有机构做比拟。和它们比拟,我们在人员方面更精简,这得益于股东的支持,不给我们加许多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我始终以为,一个机构臃肿了之后,再去减肥是很艰苦的。所以要靠我们保持原则,走出一条门路,让大家看到是对的。如果抵制不住,缓缓性质就变了,变成了大杂烩。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亚投行要失掉作为国际机构的信用,就必需尽可能地“去中国化;,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金立群:需要强调的是,亚投行是以中国为最大股东的国际多边机构,但毫不是“中国的银行;。中国政府通过董事会积极发挥大股东的作用,严格按国际准则来处理与亚投行有关的事务,发挥的是正能量。评级机构曾经讯问过董事会有些成员:中国政府是否对这个机构施加影响和压力。大家一致的反映是,都没有感到到中国政府在对亚投行施加任何压力。事实上,如果评级公司对亚投行的独立运作产生疑难,就一定会对其持重运营引起担忧,也就很难给予3A信用评级。

我们欢送各成员对我们的工作提各种看法、批驳、倡议,对股东提出来的好的提议会踊跃配合和支持,比方“一带一路;倡导,但不会履行有违我们机构主旨的强制指令。中国作为大股东,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中国事严厉依照当时大家独特约定的准则来办,从来不对机构强加任何政治目标,对行长,对管理部分独立运作、按高标准办事全力支撑,素来不给我们强迫塞一个人,或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

我始终觉得,让亚投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机构,而且比现有的机构做得好,是中国最大的成功。这个机构做好了,将来中国再提出各种倡议,才会有热闹响应,因为你“言必行,行必果;。如果被人认为中国把持了这个机构,与提倡建立亚投行的初衷就相违反了。

《21世纪》:你如何对待中国和亚投行在寰球管理中的角色?

金立群:我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也应该在某些方面起主导、引领和担负的作用,领导这个世界在更好的途径上往前走。

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推动各国来搞经济建设、互联互通,不仅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有政策上的和谐;推动全球化,让全球化更好地服务于没有获得结果分享的群体;建议成立亚投行,使这个平台更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贡献和声音,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造,让它更契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这些都是中国在做的事情。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只有把地区、全球利益放在考量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就领有了真正话语权。

《21世纪》:美国和日本现在对亚投行的立场如何?

金立群:美国当初无论是朝野仍是智库、媒体,对亚投行都是十分确定的,评估很正面。 现在简直已经看不到美、日对亚投行的负面报道了,不是说当前也不会呈现,但至少他们否认咱们这个机构是按高尺度运作的。在环境维护、移民方面,我们跟世界银行都是同样的标准。

现在日本国内不少人提出明天将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日本方面是在察看的,日本企业界表示了很大的意愿和亚投行合作。美国国会代表团、日本金融机构都来过总部,问了很多相干的问题。

我们乐意与所有世界上优秀的企业合作,招收全球的优良人才,和他们国家是否参加亚投行没有直接关联。 在金融方面,我们与美国一些企业已经有协作。我们国际招标也是没有国别限度的,不是成员也可以加入招标,这是我们优于其余现有机构的一点。这都为亚投行与美日的配合供给了可能性。

将投资更多域外项目

《21世纪》:从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来看,前两年的投资是否显得有些守旧?

金立群:我们强调质量优先,不盲目追求高速扩张和数目。盲目扩大,就有危险。就像开车,你可以开得快,但是要能停得住,不失事故。我始终强调,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放哑炮,保证项目高质量。我们讲的高质量是综合的,兼顾各个方面,不仅仅是项目的盈利,还包含项目执行得好、运营得好,环保并且惠及项目区的人民。

两年来我们投了42亿美元,撬动资本200多亿美元,刚开张就可以开始做项目,这在其他国际多边机构是没有的。由于我们是在准备期间就开始筹备项目,这也得益于与其他机构的融资合作。跟着人员应聘进度加快、轨制建设进一步完美,我们的贷款业务会不断扩展,但要树立在高品质的基础上。我们在预备项目效益评价制度。怎样评价?有很多指标。我们的事迹不仅仅体现在财务报表上,还要看对发展的影响力,对这些国家、区域经济的推动等。

《21世纪》:为什么成立近两年,亚投行才有第一笔对华投资?取舍“北京煤改气;项目有怎样的深意?

金立群:中国政府在银行成立时表现,中方倡建亚投行的重要目的和优先重点不是支持中国的海内项目。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历取得亚投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作出这一决议主要考虑到本地域基础设施发展需要更加急切的国家较多。在中国发展项目投资,主要还是用于和边疆有关国度的“互联互通;,所以中国与蒙古、缅甸、越南、老挝、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互联互通;项目,未来可能会考虑。还有就是环境掩护和睦候变化项目。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殊是治理雾霾,我们同意的第一个中国项目是北京燃气团体的煤改气项目,这个项目能够说是济困解危。

亚投行是走在时期前列的国际多边机构,既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很大的一个挑衅,那么我们也要支持。中国是巴黎气候协议的动摇支持者,中国在从前40年发展进程中总结了很多发展经验,也更加意识到环境保护和应答天气变化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是没有国界的,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对全部世界有好处,治理雾霾对于我们和周边国家都是有利益的。所以我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亚投行将来支持的重点之一,在非洲也好,拉美也好,都可以支持,因为它具备全球意义。

我还强调,为什么给中国做这个项目?主要不是因为北京市须要我们的钱,而是和亚投行合作能起到一个示范的效应,能让中国国民实切实在地看到。北京项目的反应长短常好的,成员也都支持,我提出的这个理念是大家能接受的。将来国际社会如果发动一些对全球能发生鉴戒意义的项目,我们也会支持,我们应当有一定的机动性。

《21世纪》:在抉择投资项目时,如何均衡各成员间的好处诉求?

金立群:投项目要考虑“平衡;,照料各个方面,尤其是一些被疏忽的国家。为什么中国要出5000万(美元)建一个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就是要赞助一些能力还比较弱小的国家。国际多边机构自身就是要辅助低收入国家,因为它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条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我们是准贸易运行,前提比商业银行优惠,我们不寻求盈利极大化,但必须实现财务可持续性。

我们没有分一类国家和二类国家,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一类国家是捐款国家、二类国家是借款国家。在亚投行,所有成员的项目都可以开发,但是发达国家个别不会借款。

《21世纪》:2018年,亚投行的工作重点将是什么?

金立群:2018年我们会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落实、检讨执行力度。其次,进一步招聘人员,特别是增强一线开发项目的工作人员的招聘。开发的重点会放在我们独立做的项目上,域内域外要统筹,并且要开始建立项目效益的评价系统。

我们正在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更好地施展民间资本的作用,吸引民间投资者介入基础设施建设、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的特色是范围大、时光长、回报相对较低,盼望能短期内获得高回报的投资者兴致不会很大。然而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又有吸引力,特别是长期投资的项目,所以不能一律而论。

对于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来说,是愿望有一块稳定的资金来源的,基础设施投资会给它们带来一些商业机会。我们要帮助它们战胜担心和疑虑,加大它们的投资志愿和力度。它们普通不会直接参与投资,一条收费公路、铁路,一个港口建成后,它们可以去参股,123408开奖直播,将来参与项目的机遇是有的。

第二,下一步要更好地研讨如何处置好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域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怎么可能使两者更好地联合起来。现在我们是以亚洲为重点,但亚洲不能独善其身,亚洲的连续发展依附于跟其他地区的经贸往来。如果我们在南美建码头、港口、铁路、公路,有利于下降南美和亚洲的合作本钱,使互市更方便。2018年还会考虑做更多的域外项目,现在就埃及一个。这么多国家加入,我们是要有响应的,不能打击它们的积极性,不能说只考虑亚洲项目,域本国家加入时是有预期的。

(本报记者于晓娜、赵海建对本文亦有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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